希恩配资网 1967年，他被诬为“七二〇事件”罪魁祸首，复出后担任司令员

来源：文史纵横原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作者：何立波叶小青

陈再道上将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袭来时，陈再道感到不理解。

1909年1月24日，陈再道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一个贫农家庭。红军时期，陈再道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与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邓麾下著名的“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之一。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纵横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家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被陈毅称为“再战之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再道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2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

陈再道与毛主席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起初，陈再道对这场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又是文化艺术界的“笔墨官司”。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面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里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他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不能理解。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旁的暗示，更感到茫然。1966年11月，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随后，同样的标语也在武汉的街头巷尾出现。陈再道很困惑，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且不说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就他们担负的工作任务来说，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如果说他们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把他们打倒。况且，实际情况又不尽如此，就更不应该把他们打倒了。心直口快的陈再道曾经将自己的这个看法向周围的一些同志讲过。他们都为陈再道捏一把汗。陈再道未曾料到，他的这个看法后来真的成了被打倒的材料。中央文革的红人王力，曾经对来武汉的北航“红旗”造反派说：“陈再道在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

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声明，声称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把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他们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造反派的声明和社论表态。

武汉军区党委在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了造反派声明中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这个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经毛泽东审批的“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以稳定武汉地区的形势。4天以后，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要求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行动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此后，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称赞。但同时也引起了“造反派”及林彪、江青的不满。江青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曾直言不讳地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军委扩大会议上，由于“泄密”，惹恼了江青，林彪也暗示将陈再道“烧掉”。

1967年3月下旬，中央军委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4月6日，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截然相反的“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全军执行。这使武汉军区一下子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武汉军区的领导给在北京的陈再道打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提出要揪出陈再道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陈再道闻讯后很生气，他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陈再道没想到，自己放的这一炮，竟捅了“马蜂窝”，被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李、邱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陈再道认为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钟汉华表示同意。周恩来也很快同意了陈、钟的意见。

4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陈、钟二人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听完了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21日接见。

但到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该报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生气地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显然，江青对十九日会议“泄密”极为不满。

当天晚上，钟汉华与在武汉的军区领导通了电话，当即查清了这件事的真实情况，马上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说明陈、钟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的是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军区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走漏的。陈、钟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是有一定责任的，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江青却不依不饶，采取了“断然”措施。4月21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一位同志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陈、钟二人下榻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19日的会议记录，并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通知。惟独陈、钟接到的是离开北京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陈、钟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已陷入混乱之中。从火车站到武汉军区大院，贴满了一批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火药味更浓了，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什么“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之所以这么嚣张，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陈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内幕。原来是林彪、江青等人，通过军内外的各种渠道，特别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从中不断进行策划、操纵的结果。早在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林彪就多次向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是林彪所说的“不好的人”呢？吴法宪等人作为林彪的亲信，当然一听便心领神会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法宪首先看准了武汉军区空军，先后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让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武汉军区跑。江青等人也通过中央文革操纵武汉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武汉地区两派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武斗逐步升级。但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严厉指责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是信任的，他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报“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精神，陈再道与武汉军区领导同志经过研究，立即让各派群众组织选出了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很快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在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接完电话，陈再道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14日晚9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赫然贴着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看后摇了摇头，对随行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毛泽东来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毛泽东等到达武汉，知道的人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属绝密行动。由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分成两派，这使陈再道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和钟汉华经过商量，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以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后，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为了保陈再道，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陈再道深受感动。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一见陈、钟二人，毛泽东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问：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直性子，有点想不通。“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表态：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毛泽东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大约到十点钟左右，陈、钟起身告别，毛泽东很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同陈、钟握手。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成为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索。

7月18日夜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谢富治、王力便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还高喊：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而“百万雄师”则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7月20日，武汉三镇如同开了锅一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

7月20日上午，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在这封信的落款之处，江青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我哪里也不去。”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汉的事态担忧，再次返回武汉，劝说毛泽东暂时离开。在众人的劝说下毛泽东终于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事隔十年后，杨成武回忆随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天夜晚散步时，毛泽东曾对他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同志问：你认识陈再道吗？’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他会反对我吗？’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他对陈再道的信任。

▋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陈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汇报。根据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即“揪军内一小撮”。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看来，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即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支持。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陈、钟等人到北京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15人，除了陈、钟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当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奉周恩来之命保护陈再道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他们藏进了电梯，而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后来，有人问陈再道：电梯内滋味如何？”陈再道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像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原本不拟出席大会的林彪突然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决定参加。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他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原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自己“声讨”大会上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主席却又加个“同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这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气氛紧张，出席者表情严肃，似乎正酝酿着一场风暴。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坐。所谓的“就坐”，却是不准坐下，只准站着，如同等待接受审判一样。陈再道首先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开头炮定调：“‘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2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发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顿时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立即呵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冷淡，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阴沉沉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在这次会议上，陈再道据理进行了申辩。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陈再道喘口气。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到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陈再道冲了过来，继续对他进行拳打脚踢，场面十分混乱。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蒙冤6年的时间内，陈再道既有痛心之处，但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自1967年7月26日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被批斗后，陈再道便步入了一段极度艰难的时期。“三军造反派”在京西宾馆对陈再道展开了武斗，拳打脚踢，勒令他交代搞“兵变”的计划，交出“黑后台”。批斗会接二连三，成了家常便饭。

毛泽东在上海待了近两个月后，于9月23日上午回到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满怀惊喜，高举右臂，“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吴法宪，望着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不久，林彪、江青等人为把陈再道等彻底“批倒批臭”，又想出了新点子，将陈再道和钟汉华拉到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示众”。有一次，陈再道在一个军种大院挨批斗，有一个曾经与陈再道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冲着他大声呵斥起来，说早在红军时期，就发现陈再道是修正主义，追随张国焘、徐向前，以后又是邓小平的黑干将。陈再道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若是年轻人胡说几句，自己是可以谅解的，但这样的老同志也跟着落井下石，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当陈再道在北京遭受揪斗的时候，他的夫人张双群在武汉也被同时揪了出来，成了他在武汉的“替罪人”。五个子女受到了株连，和母亲一道被逐出军区大院。到了1969年10月，陈再道因林彪擅自发布的“一号命令”，被逐出北京，先来到福州军区，尔后到江西省高安县部队农场“劳动改造”。

陈再道在高安县部队农场化名陈新，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重新操起了镰刀、锄头。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很关心他的生活，处处照顾他。江西夏天酷热，连队的司务长就帮他到老乡家里买来竹床。这张竹床伴随陈再道在农场度过了两个夏季。后来陈再道到了福州和北京工作后，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作为纪念。冬天，战士们给他端来暖烘烘的火盆，外出采购的同志经常帮他捎来水果、蔬菜及肉、蛋。陈再道与战士们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干部战士和他保持书信联系达20多年之久，直到1993年将军去世为止。这让陈再道深切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复出后，陈再道先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铁道兵司令员，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政局从此有了转机。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此后不长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得到平反。

一天，周恩来找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指示解决陈再道和钟汉华的问题。到此时为止，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〇事件”而被打倒的陈再道与钟汉华，已蒙冤6年之久。

陈再道被“解放”后，武汉军区司令员已另有其人，再回去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主，不太好办。最后田维新经请示周恩来，只好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他在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陈再道重新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志们纷纷祝贺，但又都为他被降职使用而表示遗憾。陈再道自己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别说让自己当副司令员，就是真的让自己去农场拔草也愿去。

1974年3月，陈再道到中央党校第3期学习班上海组参加学习。上海组的许多成员，是张春桥、王洪文等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塞进中央机关工作的。为了提高这些人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把陈再道当“活靶子”和“反面教员”。但陈再道正气凛然，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多次面对面斗争。他有理有节，对方无计可施就到江青那里告状。江青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斥责陈再道“翘尾巴”，但陈再道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学习班结束时，学员合影，有人在前排给陈再道摆了张椅子。陈再道却坚决不坐。他语意双关地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坐到一块儿呢！”

1974年，陈再道与许世友（右）在一起。

1975年8月，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退居二线以后，陈再道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加速我军全面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1976年，周思来、朱德、毛泽东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陈再道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断然措施。同时他积极呼吁让邓小平重新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1977年2月，他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尊重民意，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9月，陈再道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再道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铁道兵将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在铁道兵的兵改工大会上，陈再道一字一顿地说：“铁道兵撤销了，我们的队伍还在，我们的事业还在！铁道兵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铁道兵的创业精神，永放光芒！”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陈再道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5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他晚年喜欢散步，常独自至阜成门立交桥下，遛马路，逛商店，观街景，有时挤进人堆里看别人下棋，为一子之得失，与素不相识者争得面红耳赤。某日，陈再道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他准备了发言稿，他照稿读着读着，突然说：“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于是把稿子放到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下面掌声不绝。1987年，陈再道来到湖南桑植考察。他虽已78岁高龄，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踩着泥泞的山路，冒雨看望贫困山村的农户。当他看见一些农户家无存粮，屋漏衣破的情景时，动情地说：“老区人民还这么苦，我们有责任啊！”

1988年7月，陈再道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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